点，她为你考虑的可比我多很多。”妈妈要是真为她考虑，就不会站出来揭发她的父亲，将父亲置于更艰难的境地。
她迫害父亲的时候，怕是没有想过，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女儿的。
谢芷兰说完这句话，就径直回了病房，背对着父亲，将二十块钱交给了何姐，轻声道：“刚才程攸宁给的，不要白不要。”
何姐笑道：“你自己留着路上用，我先前还攒了些钱，我以后是靠森哥儿给养老的，也不用存钱。你放心，你爸的路费和营养，我都会妥帖安排好。”
谢芷兰忍不住抱了她一下，“谢谢你，何姨！”这个时候，这个拯救、安慰女儿的角色本该是她的母亲扮演的，没有想到，却是陪伴了奶奶多年的何姨。
越发衬得，程攸宁说她在她妈妈心里是第一位的话，是个笑话一样。
谢镜清下午的手术还算顺利，9月22日一早，谢芷兰坐上了前往兰城的火车。
一个简单的小箱子，里头不过装了几身换洗衣服，和何姐给她收的一套被单被套，行李箱拎在手上轻飘飘的，可是谢芷兰却觉得，她的肩膀很沉，父亲让她誊抄的那一封断绝关系的声明，虽是父亲嘱咐，却仍旧让她在无形中，背负了很重的枷锁。
她走得静悄悄，除了谢镜清和何姐，并没有人知道，谢芷兰今天离开了京市。
谢家的消息，爱立很快就得知了。
谢芷兰到西北军区以后，多美姐姐给樊铎匀寄来了一封长信，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。
周六晚上，樊铎匀从单位回来，就把信拿给爱立看，和她道：“以前谢三叔，对我和姐姐多有照顾，姐姐的意思，是想让我也寄些钱过去。”
爱立点头，“这是应该的。”顿了一会又道：“虽然我恨他，但是也没到盼着人死的地步。”
樊铎匀揽过了爱立的肩膀，就听爱立轻声道：“他是对不起妈妈和我，却并没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，这场灾难，对于他来说，是不公平的。”
樊铎匀应道：“现在局部斗争有扩大化的趋势，1966年带领我们去印尼、缅甸考察橡胶的热带作物研究院的院长和华南工业局的局长，最近也被批判了，这不是一个人的窘境，而是一个时代的窘境。”
夫妻俩人沉默了一会，彼此都感觉到了，人在苦难面前的渺小，爱立忽然道：“铎匀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们把钱拿出来救人吧！”
樊铎匀想都没想，就应了下来。
这四年，他们也攒下了三四千块钱，夫妻俩人立即把各自存的通讯地址找了出来，又拿了一打信封，开始给下放在全国各地的故交写信，有樊铎匀的老领导，也有爱立以前的同事。
搞到夜里十点多，樊铎匀数了下信封，一共有二十个，和爱立道：“如果那边回信，能有音讯，我们就每个月寄十元过去，存折上的钱，也够寄两年的，再加上我们后面的工资，凑三年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爱立道：“铎匀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有两盒小金条。”
樊铎匀果断地摇头道：“不行，现在金条一律上交，如果走黑市的路，怕是会引火上身。”
爱立见他态度笃定，也就打消了这个主意，叹道：“都说乱世黄金，这个时代，连黄金都没法用。”
樊铎匀安慰她道：“等以后市场能流通了，我们再拿出来。”
爱立点点头。
俩人都没有说，给黑五类寄钱，可能会存在的隐患。
即是彼此默认了，承担这潜在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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