响了起来，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，我接了起来。
电话那边传来宁家齐的声音，使我猛地起身，大腿撞到桌子上，我顾不得疼，紧张回答他的问话，我不敢问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，还好他并没有什么大事，问了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问我那天的点心好不好吃，问我怎么处理的烟，我紧张地把父亲对烟的珍重当笑话说给他听，他也逗得笑了起来。
“回头再给你几条。”
挂了电话我和刘蓉面面相觑。
“你说，”我觉得哪里不对劲，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跟你投缘吧，闲着没事逗逗你。”刘蓉轻描淡写。
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和年轻人说说话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呢，我没文化没见识，我试图把他当成一个老家的叔伯，他送我东西，我就关心他两句，他再次打电话来，我忐忑地问他身体怎么样啊，睡眠好不好，他还会给我发红包。
东西是东西，我觉得动了钱就不一样了，我不肯收，他就打电话催我，说收了吧，不多，一点心意。
刘蓉总是缠着我出去逛街，鼓动我买华丽而昂贵的衣服，请她吃饭，我购买的时候被兴奋冲昏了头脑，晚上就后悔不应该浪费钱的。
慢慢熟悉了以后，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他和他前妻没有感情。
这仿佛一个信号，我模糊觉得这句话不应该和我说，不应该和一个晚辈说。
“你说他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刘蓉。
“这能有什么意思啊。”刘蓉不以为意。
我好像惹了什么大麻烦，我一晚没睡，在脑海里一直盘算他给了我多少东西，烟酒茶糖，还有一些无用的摆设，我吃了的寄回家的现在还在手里的，我打定主意要退回去，吃了的就折合成钱，算完以后我很害怕，数额怎么会这么大，我还不起了。
父亲给我打电话，他兴奋地说低保办下来了。
“他们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女儿一直不通过吗？”我又生起了不祥的预感。
“通过咧！政府正给我盖大北屋呢！市医院还说要接我去治腿腻！”
我知道，我永远还不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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