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人,此时几乎是没有的。
在大顺,他们头顶还压着一个朝廷这样的庞然大物。
而且,八字不合。
大顺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问题,所以大顺最擅长调和的矛盾也是兼并和小农的矛盾,用同样的逻辑去处置工商业矛盾,就会经常性出现“割以永治”的情况:我把萌芽都干掉,不就不用处置我不会处理的工商业矛盾了吗?
最简单的开矿,为什么王朝经常禁矿?因为矿主和矿工的矛盾,用对付地主和农民那样的手段,处置不了。
地主的地,逼急了,万一遇到清官,查清楚,退还土地,人人歌颂。
再不济,揭竿而起,均田免粮。
矿呢?工厂呢?拆成小块?
一个集中了权力的封建王朝,怕那几个矿主、机户吗?随便就弄死了。
怕的是和矿主、机户对立而生的矿工、织工。
与其说封建王朝害怕资本主义萌芽,不如说他们害怕萌芽带来的无产者。
巴达维亚这边的情况,就是类似的。
糖厂工人,和糖厂老板之间的矛盾,是地主和农民之间那样的矛盾吗?能用同样的思路解决吗?把榨糖的机器拆成小块?把甘蔗园分成小片?
《大顺律》是传统封建王朝的法律,解决不了巴达维亚布尔乔亚和拉查隆尼之间的事。只会倾向于选择把两者都一起抹掉。
大顺,是标准的、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。
它无力调和雇工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。
除非是后者的矛盾达到了一定程度,旧的统治阶级和统治手段无法照旧统治的时候,一个能够调和此种矛盾的国家就会诞生:
这个国家可能叫大顺,也可能不叫大顺,但肯定不是现在的大顺。
也不仅仅是“奴工”、“压榨”这些黑暗面。
《大顺律》同样无法解决巴达维亚这边的股份制、雇佣合同、产权所有、私产保护等等一系列新问题。
所以不论是暗面、还是亮面,巴达维亚的高层华人,都不希望大顺的统治延伸到巴达维亚。
在大顺的本土,旧有统治阶层的实力强大,他们无力反抗,也无力如同欧洲同行一样,能摁着皇帝的脑袋要求答应他们的条件。
所以在远离大顺的海外,他们也不希望大顺的手,彻彻底底地伸过来。
除非大顺这边明确给出了日后如何统治南洋、如何保护他们利益的条件。
一来红溪惨案并未发生,这些人并不知道荷兰人的危险;二来屠杀未发生的情况下,七省共和国的法,也确实比封建大顺的法,更适合他们这些金字塔顶层的华人。
种种因素下,连富光觉得,自己要做点什么。
至少,主动把这件事挑明。
倒不是说自己去说自己不要天朝的管辖,而是只要点清楚这件事要解决,至于怎么解决留给大顺和荷兰。
自己,则根据大顺的态度,判断该怎么站队、如何站队。
此时大顺的战列舰已经靠的很近了,自小被荷兰人的分尸之刑吓到认为荷兰不可战胜的连富光,内心的天平已经倾向了大顺不可战胜。
在这种情况下,他,或者说巴达维亚的高等华人的渴望,也就明确且清晰地分出了轻重。
最好,大顺不管巴达维亚的事,一切照旧。
其次,大顺攻下南洋,但法律一切照旧、统治手段一切复用荷兰之法。
再其次,顺荷开战,不分胜负,生意好几年没得做。
最最次,大顺攻下南洋,用在大顺的旧制度,统治经济基础完全不同的南洋。
如果真有可能是最坏的结果,那现在就要考虑断尾求生,准备转型了:比如,变卖家产,跑路回大顺,买房子买地,捐个监生,请个西席教儿子读十三经,准备孙辈科举,重孙为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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