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陕西、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，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“清一色”。

　　明朝需要防备北方，尤其是土木堡之后，所以特殊的“商籍”里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，一共出了37个进士、82个举人；而江苏浙江安徽的“商籍”，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，一共出了12个进士，35个举人。

　　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，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、举人数严重降低；而作为对比，单单一个徽州，41个进士、94个举人。至于别处的，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，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。

　　同样的，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，在大顺这里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：开国前五十年，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；但开国五十年后，渐渐少了；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，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、茶叶、放贷、碱面商人后，数量更少。

　　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，或者说，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。

　　所以，被讽刺为：高底馕鞋踩烂泥，平头袍子脚跟齐。冲人一身葱椒气，不待闻声是老西。

　　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，号称“左儒右商”，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。

　　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实际上在解决了西域和罗刹问题后，徽商也早晚要把陕西山西商人给彻底赶走的。

　　这个节骨眼上，看似差不多是势均力敌，实际上则是徽进陕退——不要忘了，大顺开国之初的几十年，北方战争一直持续，盐商协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。所以实际上山、陕的商人是在极大的五十年优势下，被挤到现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地步的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就是败了。

　　其实很多陕西商人已经跑路到四川了：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两淮不留爷，爷卖四川盐去也！

　　是以走私盐问题中的“川盐入楚”问题，也可以视作是陕西商人两淮正面打不赢，转战四川“曲线斗争”去了。

　　理清了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、矛盾，以及旧时代商会的地域性要素之后。

　　就可以很直观地理解，这一次陕西、山西、安徽的盐商居然能坐在一起，是多么魔幻的一个场景了。这是一个在日本长崎，宁波帮、福州帮、漳州帮都能因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旧商会时代。

　　如今，一个幽灵，盐政改革的幽灵，在两淮上空徘徊着。为了对付这个幽灵，天保府的何家、天波府的闫家、西京的张家、大同的马家、蒲州的韩家、安徽的汪氏、邹氏、郑氏、江氏，抛却了从大明正统十四年开始的三百年恩怨，联合起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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