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陕西、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,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“清一色”。
明朝需要防备北方,尤其是土木堡之后,所以特殊的“商籍”里,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,一共出了37个进士、82个举人;而江苏浙江安徽的“商籍”,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,一共出了12个进士,35个举人。
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,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、举人数严重降低;而作为对比,单单一个徽州,41个进士、94个举人。至于别处的,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,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。
同样的,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,在大顺这里,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:开国前五十年,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;但开国五十年后,渐渐少了;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,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、茶叶、放贷、碱面商人后,数量更少。
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,或者说,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。
所以,被讽刺为:高底馕鞋踩烂泥,平头袍子脚跟齐。冲人一身葱椒气,不待闻声是老西。
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,号称“左儒右商”,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。
如果继续发展下去,实际上在解决了西域和罗刹问题后,徽商也早晚要把陕西山西商人给彻底赶走的。
这个节骨眼上,看似差不多是势均力敌,实际上则是徽进陕退——不要忘了,大顺开国之初的几十年,北方战争一直持续,盐商协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。所以实际上山、陕的商人是在极大的五十年优势下,被挤到现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地步的。
实际上,这就是败了。
其实很多陕西商人已经跑路到四川了: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?两淮不留爷,爷卖四川盐去也!
是以走私盐问题中的“川盐入楚”问题,也可以视作是陕西商人两淮正面打不赢,转战四川“曲线斗争”去了。
理清了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、矛盾,以及旧时代商会的地域性要素之后。
就可以很直观地理解,这一次陕西、山西、安徽的盐商居然能坐在一起,是多么魔幻的一个场景了。这是一个在日本长崎,宁波帮、福州帮、漳州帮都能因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旧商会时代。
如今,一个幽灵,盐政改革的幽灵,在两淮上空徘徊着。为了对付这个幽灵,天保府的何家、天波府的闫家、西京的张家、大同的马家、蒲州的韩家、安徽的汪氏、邹氏、郑氏、江氏,抛却了从大明正统十四年开始的三百年恩怨,联合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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