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、田园美好的东西来说服刘钰,因为皇帝知道要真这么说,刘钰肯定又得继续上疏。
指不定心里还在想,得,这年月皇帝讲道德、儒生谈利益,也真是奇葩了。
所以皇帝又提笔写了第三段朱批,开头先引用了一首对联的下阙。
【不审势即宽严皆误,后来治蜀要深思】
这一次则不谈道德了,而是纯粹恢复了政治动物的姿态,给刘钰分析了一番为什么四川不能搞激进的资本产业发展的原因。
四川地处西南,西边是藏、南边是云贵、东边是苗,都是些“夷”民聚居区。
大顺的改土归流政策,很严厉。
而之前的夷汉分离政策,使得双方的矛盾很深。
保持这种“分离之下,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状态,过得去,别闹腾,就挺好的。
改土归流是改土归流,可这玩意儿不是游戏里的政策,点一下就完事了,需要几十年、甚至上百年的积累改变。
矿业发达的地方,可不是成都平原。
在那种地方办矿,肯定会引发严重的汉夷矛盾。
远的不说,就说京城不久前发生的“千人坑”案件,这在京城,只是恶人问题。
但放在那边,会演变成什么?
搞工商业的什么鸟样,皇帝心里一清二楚。
靠着之前的“以商控蒙”政策,趋利的商人,在大顺收复漠北之后的短短二十年,改变了一个词的意思。
原本的“安答”,在草原上,是个挺好的词。
但就像是后世的“小姐”变“小姐”、“公主”变“公主”一样,词还是那个词,但意思却彻底不一样了。
大顺收回漠北才二十年,然后“安答”这个词已经成为“奸诈”、“无义求利”、“不讲诚信”、“放高利贷的汉人”、“和你交往是为了骗走你的羊”等等的代名词。
在四川搞这么激进的工商业政策,皇帝觉得只怕肯定是打不完的官司、扯不完的淡,闹不完的民变。
这是其一。
其二,大顺在四川的休养生息政策,以及改土归流和之前的夷汉之防,都使得四川的官员秉持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思路。
最好保持原样,否则交流多了,两边肯定闹矛盾、出问题。
到时候,稍微一碗水没端平,就得打起来。
打起来之后,官员心说可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,这辈子升迁无望了。
是以这种环境之下,四川的官员一个比一个保守,这都是政治智慧。
要搞激进改革,就得把四川的官员轮换,来一场官场换血,派支持改革发展工商的那一派去。
但是,那群人又太激进了。
觉得现在军改完成,巴不得闹点军功,打起来才好呢。
不打,不故意制造矛盾,怎么立功发达?
开个矿,出点事,怕就不是息事宁人了,而是添柴加火,干干干!
之前的官员,是担心“少一失检,动起边衅,利未得而害生”。
激进派,则根本就是“动起边衅,闹起来就打,反正如今有好枪好炮,怕他鸟甚?”
和稀泥的中间派?和稀泥的中间派,能处理好民族交错地区的种种问题?皇帝根本就不考虑。
而朝中坚定支持改革的,都是些什么人?都是些今天喊着要复汉唐旧域、明天嚷着要血染梵蒂冈复传教案之辱的——夷可往,吾亦可往。
为啥?
因为刘钰的这一套,既没给出三代之治,也没给出大同兼爱,更不是天堂美好。
但凡讲点“仁义道德”、“王道政治”、“以民为本”的,就没有个彻底支持的。办事总得有个目标吧?为啥要这么办?
显然,刘钰总不能说是为了挖坑埋大顺,那唯一似乎能算是个目标的,也就是汉唐雄风、对外征服,起码这是个目标。
虽然松江府的商人欢欣鼓舞以为又要打仗,可皇帝压根没这打算,改土归流也不全是暴力手段,再说也需要时间,皇帝不希望在这种时候、在这个已经找对了路慢慢消化、“花苗”的时间里,用这么激进的政策,直接激化矛盾。
打,倒是不怕。但打得有目的啊,如果是为了“化苗”、“稳定”,显然,似乎在皇帝看来,开矿纯粹是往反方向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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