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

　　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，什么学士、侍读学士、侍讲、修撰、检讨多了去了，内阁才几个人，还得排队等，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，实在不易。

　　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，他的运气不好，等了足足十年，都没结果。

　　第十一年，机会来了。

　　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。

　　这是一个小官，却有着远大的前程，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。

　　从此，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，在前方等待着他的，是无比光明的未来。

　　光明了一个月。

　　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。

　　但对于孙承宗而言，这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——朱由校。

　　教完了爹再教儿子，真可谓是诲人不倦。

　　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，就好做个木工，所以除木匠师傅外，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。

　　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。

　　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（私塾）教育，对于木头型、愚笨型、死不用功型的小孩，一向都有点办法，所以几堂课教下来，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，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，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：“吾师”。

　　这个称呼，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，直到去世为止。

　　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，无论何人，以何种方式，挑拨、中伤，都无济于事。

　　我说的这个“何人”，是指魏忠贤。

　　正因为关系紧，后台硬，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，近似于飞，一年时间，他就从五品小官，升任兵部尚书，进入内阁，成为东阁大学士。

　　所以，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，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，征询他的意见。

　　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，却出乎皇帝的意料：

　　“我也不知如何决断。”

　　幸好后面还有一句：

　　“让我去看看吧。”

　　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。

　　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，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，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——这人是个白痴。

　　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，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。

　　在谈话的开头，气氛是和谐的，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：

　　“你的新城建成之后，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？”

　　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，没想到如此友善，当即回答：

　　“不是的，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。”

　　但王大人并不知道，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，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，总是慢慢地折腾：

　　“照你这么说，方圆八里之内，就有八万守军了，是吗？”

　　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，高兴地答应了一声：

　　“是的，没错啊。”

　　于是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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